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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文从忧患出代序（第3页）

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“讲传”

这个传统。

但我知道，像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斯马达克斯》、《十字军骑士》这一类小说，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小说当作“传”

讲给乡亲们听过。

他们听得屏神静气，啧啧称奇。

不止一次，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：“洋传也好听。”

农民的表述总是很精确，外国小说被他们称之为“洋传”

，雅而贴切。

至今，我写小说还保持了一个习惯，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，如果听者被吸引，一再追问“下回如何分解”

，则这情节是可行的，否则则要推倒重来。

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，给小说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。

这些年来，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名著，大部份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
小说再次成为了“话本”

，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——导演和演员复活了“话本”

的内容。

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有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，似乎永远保有兴趣。

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，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，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，不具备“话本”

的性质。

当然，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说就一定是好小说，反之，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就是差的小说。

对小说的理解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每位小说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小说。

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，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，有的则很小。

有人认为，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精典作家的读者群小孩子。

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。

精典与通俗，不在于受众的多寡，而在于自己小说中的叙事方式。

把小说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，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。

但是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，则又另当别论了。

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，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，那鲁迅怎以办？此前，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，认为只要一读作品，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。

这样的争论听多了，我便暗自庆幸，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，否则，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。

我不排斥大仲马，同时，我也承认，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。

四

读完一部小说，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，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。

二十八岁那年，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。

就在这一年，我认识了徐迟。

自1979年发表《歌德巴赫猜想》之后，徐老又为李四光、周培源、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，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“徐迟旋风”

。

记得第一次见面时，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，我想，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，制止！

》的缘故，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，同时是一个惟美主义者，在他看来，诗、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，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。